等到枪上膛的那一刻，他们才忽然清醒过来，有的拼命求饶，有的痛哭流涕，有的挣扎着想跑，被吓到大小便失禁的也不少见，但最后总会被乖乖制伏。然后他们跪在地上，在法警的示意下张大嘴巴，迎接身后的审判。枪声一响，被惊起的鸟都寥寥无几，山野重归平静。等待行刑的过程是煎熬的，真正到了点，也就是一瞬间的事。可是死了就是真的死了，趴在地上动也不动。之前不管他们是哭是笑，是跑是闹，最后都是这样一动不动趴在地上，变成一具尸体。他们的神情都平静安详。因为张大了嘴巴，子弹从脑后穿进，从嘴里穿出，面容就不会受到太大破坏，以便料理后事。那年我十五岁，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看一眼刑场，既害怕，又想看，看完浑身发抖，起鸡皮疙瘩，头脑里嗡嗡作响，好像那一枪是打进我脑袋里的。我几乎每天都要挨这么一枪，然后去上学。陆医生，这样的经历是不是还挺特别的？听完陈渊的讲述，我说：确实特别，你所说的西山第二机械厂也在附近，已经废弃多年了。但我不能确定这就是你的真实经历，故事本身也有些奇怪。他问：哪里奇怪？你一开始说，是你母亲带你搬到这里的，所以你母亲是在西山第二机械厂工作，对吗？我不相信有哪个母亲会放任自己的孩子直面死刑现场，难道她对此一无所知？不，她知道。陈渊的讲述2——我每天都会窥视刑场。这事母亲知道，这正是她的目的。实际上，不是因为母亲找了机械厂的工作，我们才不得不搬到这地方。因果关系错了。母亲是因为知道这里有刑场，想搬过来，才选择来这里工作的。机械厂宿舍，已经是我们第三个家了。我幼年时聪明乖巧，人见人爱，是父母的骄傲。可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，我的性格逐渐变得阴暗起来。我开始经常欺负同学。最开始还只是将同学锁在废弃的储物间里，旁观所有人着急找寻；到了五年级，就直接把人打得脑震荡进医院了。父母无数次道歉赔罪，赔了很多钱。家长老师轮番教育，但我就是改不了。母亲哭了一夜又一夜，说你以前多乖啊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是爸爸妈妈做错什么了吗？父亲每次被老师找，回来都会拿皮带狠狠抽我，再让我罚站一整夜。最后一次他抽得尤其凶狠，抽得我蜷缩在地上动弹不得。但是某一刻对上我的眼神，他就停手了。他忽然觉得害怕，说迟早有一天，我会杀了他。不久后，父亲离开了，再也没回来。五年级时，我被学校劝退。因为臭名远扬，附近也没有别的学校敢收。母亲没办法，只好带我搬离那个地区。母亲知道孟母三迁的道理，带我搬到城里一所大学附近，指望我受到文明的熏陶。到了新学校，老师们都喜欢我，因为我学习成绩很好，彬彬有礼又听话。母亲也以为我终于变好了，松了一口气。但这都是我善于伪装的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