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节前，赵四娘告诉我，孙二娘一家搬走了。
杖刑之后，她在巷子里待不下去了。
巷道是干净的，那些鸡笼、独轮车、腌菜缸，一样不剩。
巷口的木牌也撤了。
但那条巷子的人都记住了那天早上的事。
老孙的货郎担子被坊正收回了牌照。
不是因为邻里纠纷。
是因为顾镇的镖师在查的过程中发现老孙的货郎牌照过期了三个月，顺手报了官。
孙大宝据说回了孙二娘的老家。
没有成亲，没有营生。
他那个谈了一年的姑娘在听说杖刑的事之后，退了亲。
我没有去看过老宅子。
赵四娘说顾镇把宅子重新修了，风格硬朗，正堂供了一尊关公像。
原来我娘卧房的位置，变成了他的兵器架。
院子里空空的。
兰花跟我走了。
有时候我会想，三年的忍耐值不值得。
十五两银子的清淘费，被毁的衣裳和翠竹，无数个捂着耳朵才能入睡的夜晚，那些被剪坏的绣品、扔进来的脏东西、院门口的屎。
还有我娘的兰花。
值不值得？
我不知道。
但我知道一件事。
我花了三年学会的，不是忍耐。
是记账。
过完年，我收到了县衙的传票通知。
顾镇的镖局师爷帮我一并提了讼状——凭我移交的那一百零三条记录，县衙判孙二娘赔偿我清淘费、洗衣裳费、翠竹移栽费、兰花损失费，合计纹银三十二两整。
判决书送达那天，孙二娘已经搬去了城北的棚户区。
她没有出堂。
缺席判决。
赵四娘在茶铺里说：“孙二娘现在走到哪儿都说自己冤枉。”
我没接话。
“苏姐姐，你怎么想的？”
院子里，兰花长了新芽。
那两苗断掉的根旁边，冒出了三个嫩绿的小芽尖。
我用我娘留下的小铜壶浇了水。
“我没什么好想的。”
“花活了就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