透过玻璃看到了穿着整齐中山装、胸别“外事接待”红绸条、神采奕奕的我。
身边还站着刚调来我们单位、负责翻译工作的年轻技术员陆远。
此刻陆远正低头帮我确认手里的外宾行程表。
动作认真。
侧脸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俊。
苏晴愣住了。
她张了张嘴。
似乎想喊我的名字。
突然，她发了疯一样想往商店里挤。
但被门口穿着制服、表情严肃的店员一把拦住。
“哎哎哎！干什么的？这里不能随便进！有介绍信吗？外汇券有吗？”
店员嫌弃地拦住了她。
苏晴踉跄了一下。
手里攥着的毛票掉了一张在地上，被风吹走。
她狼狈地蹲在地上想去捡，又不敢离开门口，怕被彻底赶走。
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
我看着她，心里没有任何波澜。
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
我摸了摸口袋，掏出准备坐公交的几张毛票（大约五毛钱），走过去，隔着门递给了那个店员，指了指外面的苏晴，低声说了句什么。店员愣了一下，接过钱，走出去，把那几张毛票塞到还在发呆的苏晴手里，不耐烦地说：“那位同志给你的，拿了快走，别挡在这儿！”
苏晴颤抖着拿着那几张毛票。看到了玻璃窗后表情平静的我。
突然在人来人往的友谊商店门口。
抱着头，蹲在地上压抑地哭了起来。
陆远皱了皱眉，走过来低声问：
“认识？”
我整理了一下胸前的红绸条。
转身背对那扇玻璃。
笑了笑：
“不认识，一个问路的。”
就在我逐渐远离那些糟心事，全心投入新工作之际，厂保卫科和纪检的同志找上了门。
调查针对的是前两年我为丈母娘和小姨子“代购”并最终被她们转售的那些物品。
苏月在审查中，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，几乎把每一次交易的源头都指向了我。
她声称“东西都是姐夫弄来的，我只是帮忙”。
尽管我保留了详尽的记录，能证明绝大多数物品的最终去向和获利都与我无关。
我的初衷也仅是家庭内部的代买。
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摆在面前。
在那个计划经济色彩依然浓厚、对“投机倒把”打击严厉的年代。
我作为经常往返特区的外勤人员，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和特区政策差异，购买了超出个人自用范围的“紧俏商品”。
如多块手表、大量尼龙布、成批的磁带等。
并将它们携带回内地。
这一行为本身，即使主观上是为家人代劳，客观上已触及了当时的政策红线。
调查持续了一段时间。
我积极配合，上交了所有留存记录。
说明了每一次“代购”的具体情况、资金来源。
并深刻检讨了自己纪律意识松懈、利用工作便利为家属谋取事实上超出规定范围物品的错误。
我强调，自己从未从中获利一分钱。
所有垫付的款项均有账可查。
且家庭因此破裂，本人亦是受害者。
但错了就是错了，愿意接受任何处理。
组织上经过细致调查，结合我的工作一贯表现、在此事中实际未获经济利益且态度端正、主动交代的情况。
以及考虑到苏家母女才是倒卖牟利的主体等因素。
最终做出了认定和处理。